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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死亡真正迫近时 很多人不知所措

  • 来源: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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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12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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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画:徐简

我是一名27岁的医学博士生,经受的第一次生命教育,大概就是小时候的非典疫情。那时,每天看着电视里播报的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,幼小的我初次认识到生命的脆弱,也为医生的伟大而感慨。或许正是从那时开始,我的心底便埋下了从医的志向。

我专攻的医学领域比较特殊,离“死亡”也比一般的医生更近。读硕士期间,我在肿瘤外科,读博士期间,我则来到了肿瘤内科。这两个科室之间的差别,简单来说就是早期肿瘤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切除,生存和预后相对较好;而不可切除或是已经转移的肿瘤,则只能去内科进行化疗、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。因此,在肿瘤内科,医生们往往会见到更多的生死离别。

学医之前,我一直以为“生死”离我很远。身边的亲属大多身体健康,关于死亡的概念来自老师,他会说:生死是人体的自然过程,也是人类进化演变的过程。然而,真正见证过生死离别,我才发现:这种十分笼统的抽象概念,对于真正的生死场景而言,是十分苍白无力的。

人们常说:医院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,事实确实如此。大部分患者在第一次面对生死时,都很茫然,他们知道死亡终会来临,但当死亡真正迫近之时,大都会不知所措。在肿瘤外科,我见过许多家属在得知没有手术机会之后瞬间崩溃。可能在当下的环境里,大多数人都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。一些传统的思想,使得人们避讳提及死亡,好像不谈它就能够远离死亡一样。这就使得人们在真正面对死亡之前,很少有机会去认真思考这个人生的终极命题。

其实,不仅患者和家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死,许多和我一样的青年医生,同样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。最近我正在读一本书《最后的期末考》,作者陈葆琳在书中剖析了美国医生和患者面对生死时的情况,他说:病人临终时,医院往往会让家属与病人共处最后的时光,不去叨扰。这种按流程行事的做法,使得医生不必去直面生死,为医生提供了一种安全感。然而事实上,这意味着医生在面对生死时,选择了逃避,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患者和家属解释死亡,更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。

要让病人能够有尊严而平静地离开,其实需要医生能够陪伴家属,向他们解释生命离开躯壳的过程,让病人和家属感受到某种慰藉。病人需要体面、需要理解、需要倾听。医生的职责,绝非仅仅像一名机器维修工一样,“维修”他们的身体,同时也要尽可能维护人性与尊严。

我在读硕士期间跟随导师顾晋教授一起出门诊时,曾亲身经历了一件事,让我对终末期肿瘤患者有了深刻的思考:到底什么才是适当的治疗?那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,不幸在直肠癌手术后出现了造口复发,而且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肝转移。病人跑遍各大医院,均被拒绝手术治疗,医生们建议他去化疗,但巨大的肿瘤和造口的暴露,使得患者生活质量很差,难以和家人正常相处。当他来到门诊的时候,顾教授看完病例和检查结果后,依据外科的治疗原则准备拒绝手术。但是,患者的恳求却让人十分揪心:“大夫,您要不给我做,我就只有等死了,我的孩子只有4岁,我想看着我女儿长大……”

顾教授思考片刻之后,决定为了一个年轻父亲的请求,冒险做一回手术。后来,我们询问顾老师为何决定手术时,他回答:“我也是父亲,我知道一个父亲对孩子是多么重要!”尽管一些业内人士认为,该手术很难延长患者的生存,甚至提出,一旦闹出纠纷,教授可能会“晚节不保”。但是,患者出院前说的一句话,却让顾教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,他说:“大夫,您知道吗,手术之前我的女儿都不让我抱她,现在我可以和她一起去公园了。”

这不禁让我思考:治疗究竟是为了什么?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点,又是生命的延续,对于这例晚期病人的“尊严手术”,我感受到的是医患之间的一种默契。也就是医生和患者对于生死,对于生命尊严的认知是一致的。虽然治疗方式看起来并不遵循“指南”,但我相信,对于这名患者而言,这样的治疗方式才是最佳的选择。

随着医学人文的发展,临终关怀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它并非一种治愈疗法,而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月,甚至几个星期内,减轻其病症、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。安宁疗护病房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,但正在迅速发展,预示着临终问题已经得到大家的重视。

医学是有限的,也是温暖的。虽然我们常常把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这句名言挂在嘴边,但大多数时候,我们还是在未知中摸索从医的真正意义。医疗终究是人文关怀的问题,医生应该对死亡有更充分的认识,同时,能从患者及家属角度理解他们需要什么,这样才能还原医疗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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